一、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是指作為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主體的人們的總和,包括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構成、分布、增減、遷徙等。
　　
　　二、人口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一方面,人口因素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影響因素。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一定的人口因素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和物質基礎。人是社會的主體,沒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就形成不了人類社會,更談不上人類社會的發展。例如,因災害、戰爭、疾病等原因導致人口數量急劇下降,無法維持人口再生產,最終導致某種文明湮滅的事情,在歷史上屢不鮮。而通過戰爭掠奪人口,向人口稀疏的地方移民等,也都曾是推動生產發展的重要手段。
　　
　　第二,人口因素的狀況直接制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制約著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人既是物質資料生產的生產者,又是物質資料生產的消費者,所以人口因素的狀況必定會直接制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制約著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例如,就人口數量和質量而言,在生產力以及教育、科技不發達的時代和地方,生產的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的數量,人口數量的增加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增加,而勞動力的增加就意味著財富創造者以及財富的增加,所以就會出現“多子多?！钡挠^念,出現“越窮越生”的現象。反之,在生產力以及教育、科技比較發達的時代和地方,生產的發展更多依賴勞動者的質量。在這種情況下,人作為物質資料消費者,其生存成本不會減少,但作為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其教育開發成本卻大大增加,因此人口數量過多,反而會對社會的發展帶來壓力,所以就會出現越是近現代,生育率越低,越是發達地區,生育率越低的現象。
　　
　　另一方面,人口因素不是人類社會發展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口狀況不能直接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一個社會制度性質的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它的人口狀況。因為一個社會的人口狀況,與這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并無本質的聯系。例如,人口狀況相同的國家,社會制度的性質可能不同;而人口狀況不同的國家,社會制度的性質又可能是相同的。
　　
　　第二,人口狀況不能直接決定社會制度的變化。社會制度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是由這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導致生產關系的變革而引起的,決定社會制度更替的是社會的生產方式。例如,在人類歷史上,社會制度的根本變化與人口因素的重大變化之間并無必然關系。社會制度發生根本變化的期間和地方,人口狀況未必發生重大變化;而人口狀況發生重大變化的期間和地方,社會制度也未必發生根本變化。
　　
　　三、人口因素與計劃生育
　　
　　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就需維持兩種最基本的生產,一種是物質資料的生產,一種是人自身的生產,即人口的生產。這兩種生產的內容不同,形式不同,規律也不同,但這兩種生產的主體都是人,目的也是人,所以是密不可分的,必須相互適應,否則必定會相互干擾,從而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人口問題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同姓相親，其生不蕃”等觀念,就代表了中國古人從社會的科學的等角度對人口數量、質量問題的認識?？偟膩碚f,從原始社會到整個農業社會,人們對人口問題大多從積極的一面去認識,傾向于“多子多?！?。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這與那個時代生產力及科學的發展水平等有關。但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機器的普遍使用和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社會對勞動力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于對勞動力數量的要求,于是人們開始從消極的一面去認識人口問題。些比較極端的學者和政治家們幾乎把人類的一切不幸都歸罪于“人口過剩”,甚至主張用戰爭、種族滅絕等反人類的手段解決人口問題。這些認識都是簡單、片面和不科學的。我們知道,人口因素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不是簡單的正相關或負相關關系,不能離開社會發展所可能提供的資源負荷和物質基礎以及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去孤立地、片面地抽象地看待人口問題。例如,中國比較多的人口一方面造成了中國人均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占有率偏低等問題,使我們背負著沉重的“人口包袱”,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優質而廉價的勞動力和巨大的消費市場,使我們享受了“人口紅利”。西歐一些發達國家過低的生育率一方面推動他們高度重視發展教育和科技,更多地通過提高勞動效率來推動社會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口結構“老齡化”嚴重,社會福利體系不堪重負等社會問題。
　　
　　認識和解決人口間題也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簡單地說人口是多好還是少好,生育率是高好還是低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必須與當時當地的社會發展相適應。今天,我們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了越來越豐富和深刻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計劃和調
　　
　　手段。與此相應,在人口問題上完全的放任態度和自發狀態也應該而且必須有所改變。當人類社會不僅可以把握物質資料的生產,也可以有效地把握人口的生產的時候,人類才可以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